在制度上，制定了立宪君主制的明治宪法，并在该宪法之下相继制定了《行政裁判法》（1890年）、《诉愿法》（1890年）、《治安警察法》（1900年）、《行政执行法》（1900年）等一系列有关行政的法律，由此构建了日本的行政裁判制度、诉愿制度、警察制度、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等法律制度。

如果以往已经实行了这种决定，那么我们现在所享有的幸福，也必然早就已经被剥夺了〔7〕。法理念是法的时代精神的观念表达与自我反思的结果，是人对其法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在其时代水平上的自觉认识，即是真、善、美相统一之中的、人的法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历史展开的精神、价值和意义。

而法哲学对法理念及其现实化过程应然的理想状态的寻求，实质上就是对法理念及其现实化的意义，或者进一步说乃是对人的法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意义的寻求。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精神的转化，法理念的内容也应当随之更新，于是，一定的法理念便当然地会受到人们的怀疑、受到人们的进一步审视与反思，通过理性反省与批判，在被否定的同时又被重新建立。所以，不仅对法理念及其现实化过程本身（即其实然状态）的探讨成为法哲学的当然内容，而且对法理念及其现实化过程的应然的、理想状态的探讨，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法哲学的内在主旨。后者指向法哲学理论之内部，成为法哲学的理论批判，即法哲学的自我批判。正是在对法理念的否定与重建的辩证统一的过程中，法理念获得了历史的、相对的确定性、统一性和终极性，具有了丰富的色彩和内容，法理念及其现实化运动也才在历史的进程中得到了发展和进步的可能。

其次，对法理念及其现实化的意义的探究与寻求。当然，你所做的事情首先是过生活。私人领域这一领域的内部结构一直都是隐蔽的，不具备公共的意义，其所面对和关照的始终是公民个人的私人利益［6］93。

而在实质上不论是从彼此的构造生成，还是从实际的运作实践来看，法律与政治都始终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结，也就是说，法律与政治始终都是共生的。二、人的生活事实和法律与政治的公共诉求 如果采用一种立足于现实的观察立场，那么，我们可以把人的真实生活区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纯粹的私人生活领域，一个是典型的公共生活领域。［3］35一句话，正是基于人性和共同的利益，人的存在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始终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之中把法律和政治联结在一起的，法律和政治始终都是彼此依存而相互塑造的。而按照卢梭的说法，社会契约无疑就是人进入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式，因为，社会契约的达成不仅有效地保障和维护了每个人的个人自由，而且也进一步发展了人类的整体自由。

换句话说，就是个人私利之中包含着人类共同的整体利益，这个人类共同的整体利益在单个人的利益诉求中的表达应该就是卢梭所谓的公意。然而在另一方面，一个既非私人又非公共的社会领域的兴起严格说来是比较晚近的现象，从起源上说，它是随着近代而开始的，并且在民族国家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形态。

于是，自20世纪中叶开始，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这个观念也在半个世纪的传播中不断地深入人心，成为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而这个共识也在全球各个层面的法律与政策中不断地得到体现。第二，一个国家的一般性法律、尤其是涉及政治性公共权力运作的法律——即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的法律，还有中央政府所发布的行政法规，乃是在宪法对政治权力的分配和设置的基础上，就某一领域的政治权力的内容、具体范围、实践运行的原则和程序做出的规范与约束。而从人类具体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来看,法律对于政治的意义在于,它承担着政治权力的道德性、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意义赋予和意义展现的责任,使政治权力获得并维持足够的合法性,而这在实行民主、法治和宪政制度的现代社会中是至为关键的。［3］8他认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

考虑到哈贝马斯和汉娜?阿伦特留给我们的有关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划分的思想，我倾向于在扩展了的意义上来理解人的公共生活领域，而在限制了的意义上来理解人的私人生活领域。他说，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总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和法律是谁也无法真正摆脱另一方的。而且，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

在现代社会，尽管我们确实可以把人的生活区分为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两个部分，但是，这只是一种相对的区分，常态的情况恰恰是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始终是彼此缠绕在一起的。一、人的存在和法律与政治的本质联结 人超越于一般动物从而成为人，一个根本的特点在于，他不再是仅仅在自我保存的基础上，通过生存和生育而保持作为动物物种之一的存在，而是从其成为人的开始就已经不同程度地超越了单纯的生物性的生存，始终在为更好的生存状态而努力，也就是为着生活而努力。

［6］62因此，我在这里所指称的人的公共生活领域，也就是在阿伦特所说的本原意义的公共生活领域之上又增加了社会领域。正是宪法明确了一个国家政治权力的基本配置，决定了一个国家政治权力的分配、设置以及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体和政体，建构了一个国家政治权力及其制度安排的宏观框架。

不仅如此,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现代社会中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或者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活的适宜性,事实上也都是由法律和政治共同构筑的,这表明人类自身的生活与发展始终是离不开政治与法律的。摘要：自法治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和社会理想以来,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都出现了对于法律自主与自治的过度偏爱,以及对于政治的不适当的贬抑。而在私人生活领域，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当然首先是与人的自然需求一致的，也就是起码需要有个人人身的安全和人身的自由，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有财产的安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京都议定书》自1998年3月16日到1999年3月15日开放签署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迟迟不予批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如果所有这些利益彼此并不具有某些一致之点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社会可以存在了。法律与政治的这种彼此寄生的关系，还不仅仅存在并体现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而且还存在和体现在更大的国际背景的各种国际事务的处置之中，前文所谈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制定和实践过程，无不表现为法律过程和政治过程的命运共谋。

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领域的媒介。

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存在不仅对当代人的生活带来了直接的威胁，更重要的是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剥夺隐患。在国际层面，为了达成相应的协议，各个国家无疑都从本国利益出发来衡量协议的实体内容与程序内容，并彼此讨价还价。

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这种法律符号的意义彰显出其对于政治权力在现实社会实践中的有效运作的关键作用，它为实践中的公共权力的存在及其运作赋予了显见的合法性，为政治性公共权力运作的每一个环节及其结果的合法性都提供着直接的法律根据。

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以经济发展为唯一指向的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大，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的开发和利用在加剧，人类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在加剧，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涉及全球性的重大公害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口问题等等。即使是仅仅因为传统的延续而并没有经过暴力方式获得的政治权力，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尤其是在民主、法治和宪政的语境中，也依然还有一个尽管具体方式和途径有别，但内在主旨一致——即获得合法性———的政治权力的合法化过程。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

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这是满足个人的群体生活需要并以群体的共同诉求为基础的一个领域。

所有这些都表明,法律与政治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关联,也就是说,法律与政治始终都是共生的。在人的发展中，对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自然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在当代也是人的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内容。

这个互动博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角力、政治妥协与政治让步的过程，只有在政治上达成一致，真正的法律上的一致才有可能达成，否则就将一事无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法律与政治的区分只是一种相对的区分，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区分，或者说是表面上的区分。

恰如卢梭所指出的：基本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通过社会契约，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所谓私人领域，基本上是由家庭、邻里关系和社交之类的非正式关系界定的领域［5］。四、法律符号与政治合法性的寻求与维系 合法性是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所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是政治权力存在并有效运作的基础，更是政治稳定的可靠保证。

1997年12月11日，《公约》缔约国各方又在日本京都达成协议，制定了有关本《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一般说来，政治权力的初始获得可能是通过暴力等与合法性似乎矛盾的手段获得的，但政治权力一经获取，其首要的任务便是自身的合法性赋予——通过合法化途径的包装或者转化去除政治权力获取中的非道德性，使之获得道德性与合理性。

另一方面，在日常的社会管理也就是生活实践中，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重要法律的制定出台，其实也始终无法消除其背后作为动因与制约因素的政治的影响。而法律的这样一个地位和作用又是可以用符号来表征的。

在政治领域，合法性的核心乃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以政治统治权力和社会管理权力为重点的公共权力的道德性与合理性的内心认可，从而自愿地服从于这种权力的支配。基于人性本质和生存需要，更是为了更好地生活的目的，人按照其特殊物种的生存逻辑而选择过上了政治生活。